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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观华严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以他赴五台山为界，前期主要是对律、禅、唯识、三论、天台等不同宗派的广泛学习，并涉猎经传子史、小学、梵文乃至术数方技等；其间曾驻锡大华严寺，撰写《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构建了四法界等理论；之后，澄观离开五台山至长安及终南山草堂寺，对其在五台山期间形成的“四法界”“三圣圆融观”“禅教融合”等核心理论进一步完善，通过《华严法界玄镜》等著作，将华严观行的方法阐释得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康熙五次巡礼五台山，作为清帝巡礼五台山的开创者，树立了后世清帝巡礼五台山的典范。康熙帝巡礼活动秉持“治国理政”的“巡狩治国”传统特色，而非“游山玩水”，抑或“宠佞佛教”，昭示出鲜明的政治至上，以宗教辅弼政治的特点。
有明一代，山西籍禅师妙峰修禅、禅悟主要在山西，圆寂于五台山显通寺，被明神宗赞誉为“真佛子”。妙峰禅师早年至南方普陀山参学并发愿铸造三大士铜像，北返途中前去南京大报恩寺学习《华严经》，这次参禅经历成为与宝华山结下法缘的重要契机。妙峰禅师与宝华山的法缘主要体现在建设寺院并获神宗赐名护国圣寺隆昌寺，妙峰禅师也因此成为宝华山隆昌寺的开山祖师，被载入《宝华山志》。妙峰禅师与宝华山隆昌寺法缘还在于将自身禅法留在寺院，为后学者留下了珍贵的参禅资源，体现出妙峰禅师对隆昌寺之重视。
在志磐所著《佛祖统纪》中，强调三教之中以佛教为最尊，然后以此为立论基础，评判儒家及道教的思想。在论述佛教时，强调其悠久历史是同中国古代的尊古之风相符合的，而佛教和世俗的关系上更多地侧重于尊佛与佛戒两个方面；对于儒家文化，在承认其主流的正统性之后，对于其中的局限性做了评判；而对于道教，也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但认为道教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志磐对史料的选择及所发表评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独特的史学见解。
汉口佛教正信会作为“新佛教之发源地”，在近代佛教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太虚的带领下，汉口佛教正信会通过一系列改革加强佛教与社会民众的联系，开展天灾救济、抗战救国、文教事业、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慈善活动，诠释了利己利人的大乘佛教精神，积极践履护国救民的社会责任，共情国家民族之苦难，极大地改变了佛教教团的社会形象。汉口佛教正信会的慈善事业有别于一般的慈善行为，它的指导理论基于佛教特有的慈悲智慧精神，究竟清净智慧、平等无我的超越性情怀构成汉口佛教正信会慈善实践的思想底蕴。汉口佛教正信会慈善事业与时代趋势相结合，推动了近代佛教的革新运动，揭示了佛教复兴与佛教护国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为现代慈善事业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在古代丧葬文化中，崖墓葬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汉晋时期，佛教在传入中国并逐步本土化的过程中，于西南地区崖墓内留有珍贵的历史遗存与实物见证。以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为依据，系统梳理该地区崖墓中出土的佛教文化遗物，涵盖造像、石刻画像、明器装饰及具有佛教意涵的陪葬品等，并归纳其图像表现上的依附性、功能意涵的符号化，以及丧葬习俗中佛教元素的渗入等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宗教中国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早期佛教在西南地区与本土文化、民间信仰及多元宗教形态之间的碰撞、交汇与融合。研究表明，佛教在扎根中国土壤的初期，即展现出较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其与地方丧葬传统的结合，不仅构成了佛教中国化的早期形态之一，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样性、包容性与独特发展路径。
作为萨迦派领袖与元朝政教权威，八思巴以“政教二道”身份为支点，融合吐蕃政教传统与萨迦派大乘修法，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伦理架构。其思想核心包含三重维度：政治伦理强调佛法护国，主张仁政慎刑，以十善法规范政治行为；财富伦理倡导“勿因财生慢”的适度观，强调布施回向的修行意义；社会伦理则以利他主义为根基，通过报恩思想构建道德共同体。这一思想体系不仅为元朝政教合一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更通过伦理教化实践，有效调和了多民族社会的利益冲突，提升了民众道德水准。八思巴将佛教出世间的修行理念转化为世俗治理方案，既维护了萨迦派的宗教权威，又适应了元朝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其思想中蕴含的“政教协理”智慧，对后世藏传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处理具有深远启示，彰显了佛教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发展。
有明一代，寺院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步发展，其中住宿功能尤为突出。明代公务往来的官员、就读赶考的士子、流连山水的游客、宗教朝拜的信徒、奔走营利的商人都纷纷投宿寺院之中，特别是进入明中后期，这一现象日益普遍。明代的寺院出现了专辟房宇供客居住，甚至专门兴建接客性寺院（庄房）的住宿专门化现象；寺院在住宿服务方面也呈现出管理精细化、差异化和内容多样化的特色；同时，明代寺院为应对增加的住宿需求，也体现出费用筹措多样化的特点。究其原因，从内因看，主要是明代寺院具有数量众多和分布网络化的优势，以及其自身独特的自然、人文（宗教）环境的吸引力。从外部看，一方面是政府对社会人员流动和佛教寺院发展的管控政策放松所致；另一方面也和官营旅店（驿站）与民间营利性旅店存在地域分布不均、服务对象限制、安全性问题突出等因素有关。
《众事分阿毗昙论》即六足论中之《品类足论》。该论是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书，对于毗昙学传入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品类足论》的第一个全译本，《众事分阿毗昙论》获得了吉藏、普光等人的重视，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了引用。该论署名为求那跋陀罗共菩提耶舍译，但各种经录对其译者的记载并不一致。结合《众经目录》、《历代三宝纪》和《古今译经图纪》等文献来看，该论并非求那跋陀罗所译，费长房可能因《高僧传》的记载和用词的相似性将其归属于求那跋陀罗。该论的翻译年代应在公元383-435年间，晚于《阿毗昙八犍度论》，早于《杂阿毗昙心论》。
以宋代禅宗思想转型为背景，聚焦圆悟克勤与大慧宗杲师徒的佛性论及禅法实践差异，指出“自然本觉”与“工夫自觉”为其分野所在。克勤以《碧岩录》为典范，通过“文字禅”体系阐释佛性、不假造作的“自然本觉”，主张以公案机锋的“活句”触发学人顿悟，依赖语言工具潜藏流于知解执着危机。宗杲辩证革新师说，焚毁《碧岩录》以矫文字禅之弊，转而创立“看话禅”，以“狗子无佛性”等悖论话头激发“疑情”为枢机，以“立决定志”为动力，构建起内向化、持续性的工夫实践体系。相对于克勤，宗杲禅法的批判性革新之处在于将佛性证悟由语言开示转为主动“逼拶”，通过克服知解分别，在“念念不间断”的参究中爆破知见牢笼，使佛性以主体姿态豁然彰显，从而在工夫论层面实现从“自然本觉”向“工夫自觉”的实践性跃进。既匡正了宋代禅林文字禅“掉弄机锋”与默照禅“沉空守寂”的双重流弊，更深刻影响了后世禅法实践路径及宋明理学工夫论，标志着中国禅宗佛性论哲学的内在成熟。
玄奘门下有“沙门窥”和“沙门基”两位助译僧，二人均为玄奘翻译《大般若经》时的笔受者。其中“沙门窥”曾代表玄奘向朝廷呈递《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地位尤为重要。然至少在宋本《慈恩传》中，就将奉表者“弟子窥”篡改成“窥基”或“大乘基”。随着对“大乘窥”的遗忘，于是将“大乘窥”与“大乘基”两个不同历史人物相混淆，从而衍生出“窥基”这一错误的称谓。
辽大安十年（1094）所立性相奴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碑，旨在为其已故父母祈福。该碑文分为题记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两部分。题记内容中涉及的寺职称谓及天干计时方式，体现出辽代对隋唐文化的承袭与发展。佛顶尊胜陀罗尼虽题写为佛陀波利所译，但实则是在唐末五代时期才开始广泛流传的加句灵验本陀罗尼。《契丹藏》在编纂时未能详察，竟将其纳入藏经之中，实属谬误。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繁多，且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讹误与错乱，故研究者对此必须审慎对待。
<正>~~